王建民

　　在中國民族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老一輩民族學家為學科的建立與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本文僅對吳澤霖先生民族學思想的產生、變化和完善進行初步的分析，以冀由這位中國較早的民族學家之一的學術思想發展史，窺中國民族學發展之一斑。鑒于本人對于吳先生學術思想領會不深，難免有疏漏、乖妄之處，敬請諸方家不吝賜教。

　　1840年以來，中國飽受帝國主義侵略、奴役。這個曾經讓諸多老夫子們洋洋自得的東方大國，在西方列強的大炮、洋槍攻擊下，不堪一擊，甚至連過去被貶為“倭寇”的日本人也敵不過，敗在他們的戰艦前。國內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國弱民貧，每況愈下。自魏源、龔自珍等人開始，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如此情形，一直在思考、探索。從興辦西學館，實業學堂到戊戌變法，從講算學、格物到重視經世之學，從延請外國教師到翻譯西方著作和派學生出洋留學，在學術上一步步地向外國學習或者受到國外學術思潮的影響，成為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發展的重要特點，在諸新型的社會科學學科來看更是如此。

　　吳澤霖于1898年10月28日出生在江蘇省常熟縣。父吳龠，號石平，清末秀才，擅長繪畫，初以繪遺容為業，后改畫工筆。因家境清貧，吳澤霖讀過私塾，只斷斷續續讀了兩年初小。然而，他天資聰慧，勤奮努力，1909年，以優異成績插入高小三年級學習，

　　吳先生的故鄉正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社會政治、經濟激烈變動的典型地區，這里農業發達，亦有手工業、副業傳統。雖然在當時常熟只是一個小城鎮，水路交通卻相對便利，可以獲得八方的消息，吳先生對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耳聞目睹，同時也接受了現代文明的初步影響。在他的幼年時代，“從教科書上讀到了當時世界列強如何憑武力侵占我們的領土，甚至企圖瓜分我們的國家。”“親眼看到一些殖民主義分子在我們國土上肆無忌憚的蔑視和侮辱我們的同胞。”雖然這時他根本不知道“民族”一詞，然而這種經歷對于日后他民族學思想的形成則有著必然的影響，

　　1904年，美國總統梯奧道爾·羅斯福和推行“門戶開放”政策的國務卿海約翰提出將一部分“額外”賠款退還中國，并表示這筆退款必須作為派遣中國學生留美學習使用。1907年12月，羅斯福正式宣布，美國將用庚子賠款的一半，俾中國政府得遣學生赴美留學。1908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退款議案。同年10月，清朝政府草擬派遣游美學生章程，提出次年開始派遣留學生，并建立一所留美訓練學校。1909年5月，清政府外交部會同學部，擬定《派遣留美學生辦法大綱》。次月，設游美學務處，開始選派直接留美學生，籌設游美肄業館。在《考選學生及考送游美學生辦法》中，清政府學部、外交部規定，除在京招收部分學生外，根據各省所攤繳庚子賠款數目多少，由各省報送數目不等的學生，初試后來京復試。江蘇因賠款最多，每年可以保送26名。

　　1911年春，清華學堂正式開學。1913年，吳澤霖考取清華學堂，告別故鄉，來到清華園。先后在清華學堂中等科和高等科學習。他在清華讀書的9年間，正是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五四運動醞釀和爆發的時代。在努力完成繁重的學業的同時，他也廣泛涉獵，博覽群書，并積極地參加了社會服務及學生活動。他同聞一多等自編自演新劇《革命軍》，擔任過年紀紀念集的美術編輯，被推舉為學生法庭檢察官，組織同學集資，無息貸款，組織課外社會活動，參與創辦校職工夜校、校外兒童露天學校和成人識字班。這些活動幫助他擴展了學術興趣。

　　吳澤霖還參加了“華洋義賑會”救濟華北五省大旱災德州賑濟活動，應募到安徽壽縣至穎上一代參加萬國紅十字會的救災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他甚至秘密應征盟軍譯員，只是因被校方得知而未果。在這些活動中，他對于中國的社會現實、中國民眾的生活狀況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下，他和許多其他進步學生一道反對封建家長式的統治。1921年6月，清華學生支持北京八校教師索薪斗爭，舉行“同情罷考”，吳澤霖也參與其中。在美國董事的指導下，董事會罰參加罷考的1921級和1922級學生留級一年，推遲出洋。要求民主的政治行動對于他不迷信他人成說、有個人獨到見解的學術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

　　清華學堂是為培養赴美學生開辦的，從學校的課程設置、教師配備、校務管理到經費、校政，都受到美國公使館的控制。在清華，美國教員主張多念英文、美國史地、美國文學。教學方面，學制、課程、教材、教學法、體育、兵操、課外活動等幾乎照搬美國學校那一套。學校追求“把美國的學校整個兒搬到清華園來”的目標，有些學生“身在中土，心已洋化”。清華大學西學部中等科重視英語訓練，高等科，特別是三四年級則主要學習美國大學的若干課程，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基礎課程。由美國教師教授的西方文化課程，對于以后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生灌輸了一些基本知識。其他課程中也都滲透著美國的影響。如公民課講的是美國政府和地方政府之組織原則、機構和活動，以及美國政府的變遷等內容。清華于1917年起又開設了社會學課程。美國人狄特莫講授社會學和社會起源，引發了吳澤霖的興趣。這些早期教育，對于青少年時代的吳澤霖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雖然此時還談不上學術思想的形成，但學術興趣卻正是在清華讀書時萌發。到美國后，吳澤霖主修社會學專業，副修人類學等課程的選擇，不能不說是受到了清華學校教育影響。

　　1922年7月，吳澤霖離開祖國，到美國深造。到美國后，他即插入威斯康星大學三年級，翌年暑假，在芝加哥大學加修一學期。得到學士學位之后，又先后在密蘇里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學位，在俄亥俄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師從洛斯、派克和米勒等美國社會學家，主修社會學，同時學習了人類學、心理學、統計學、市政學、哲學、政治學、美國史等課程。廣泛的知識領域和系統的專業訓練，使吳澤霖有了扎實的學術研究功底，嚴謹的治學態度，為他以后主要研究興趣由社會學向民族學轉移做了當時或許并沒有意識到的準備。

　　如吳先生自己所說，美國是一個世界上擁有最混雜居民的國家之一。他在留學期間了解到美國存在著一些種族矛盾和民族問題。他以《美國人對黑人、猶太人和東方人的態度》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題目，通過這項研究，他對于各民族地位、民族間相互關系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提出民族平等的主張。應當說，這項研究屬于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范疇，但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視為民族學的族際關系研究。1927年他取道歐洲大陸英、法、德、意等國，經沿途考察之后，回到祖國。回國后，吳澤霖先生曾在揚州中學擔任了半年的心理學教員。翌年初，到上海大夏大學任教，以后擔任該校社會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此時，他將主要研究興趣放在社會學方面，在大夏大學擔任有關課程的教授，創建大夏公社，進行蘇州河船戶生活調查。同時他為中國社會學的初創做了許多工作，其中包括對于西方社會學發展狀況的介紹，發表《社會制約》和《社會學大綱》等著述、參與組織東南社會學會和中國社會學社、創辦《東南社會學刊》等。

　　與此同時，他在民族學等方面略有涉及，先后發表了《現代種族》、《現代種族敵視的起源》、《馬來亞半島的西孟族》、《薩幕亞人的生活》、《菲律賓獨立問題》等著作和譯著。然而，當時他對于中國的民族學實地研究還沒有更多的考慮。1937年4月，大夏大學曾邀請“西南夷族代表團”高玉柱土司和喻杰才代表蒞校演講。同月，吳澤霖代表中國社會學社參加了國民政府行政院組織的京滇公路周覽團，到西南諸省實地考察。其間，他親眼目睹湘西、云、貴、川等地各族民眾的貧困生活狀況，認為“簡直非東南人士所能想象，一般民眾都在生死線下掙扎”。社會持續混亂、衛生狀況不良和幣制混亂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開始了他對中國民族問題的關注。不久，抗戰爆發，大批中國民族學家向西部轉移，西部地區成為抗戰的后方，邊疆問題十分顯著地擺在人們面前。吳澤霖的主要研究興趣遂轉移到民族學方面。這種轉移正是一位負責任的學者面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做出的選擇。可以說，他的后半生學術生涯是伴隨中國民族學的發展度過的。

　　總括來看，吳澤霖的民族學研究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是民族學博物館。早在1931年，吳澤霖在大夏大學開辟社會學研究室，“專事搜集各種實際材料及調查圖表，以供同學之研究。”其中即有圖騰模型和原始民族用具。1937年自京滇公路返回后，又增加了苗族戒指、手鐲等文物。大夏大學遷往貴陽后，1938年初，設立社會經濟研究室，由吳先生主持。次年，改為社會研究部，促進工作效能，充實內容設備，從事系統調查研究。該研究部先后進行了貴州苗夷概況調查、貴州苗夷民俗資料搜集、黔東南苗夷生活調查、北盤江流域苗裔狀況調查、貴州各種苗夷語言調查等田野工作。研究部還編輯出版了《社會旬刊》、《貴州苗夷研究叢刊》、《大夏研究部乙種叢刊》、《苗胞影薈》等大量書刊。在歷次調查中均設法征集民族文物。至1942年共征集了苗族等民族文物1000余件。1941年，又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苗夷文物陳列室。1941—1942年初，曾在貴陽舉辦三次民族文物展覽，參觀者極為踴躍。因為貴陽遭日本空襲時吳宅被毀，吳夫人因醫療條件差，患病去世，吳先生于1941年辭去大夏大學教務長職務，接收清華大學聘請，到昆明擔任西南聯大人類學、社會學教授。他組織一批人深入云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征集民族文物，在清華大學駐昆明辦事處分開展覽。他還指導了邊胞服務站的工作。除進行抗戰宣傳、邊胞服務外，亦有征集民族文物的工作。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遷回北京，建立了人類學系，吳先生擔任校教務長和人類學系主任、教授、社會學系教授。他說服清華校長，以重金收購了從臺灣運回大陸的高山族文物。

　　新中國建立后，他以高漲的熱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他走到哪里，就把民族學博物館辦到哪里。解放初，他參加了中央訪問團西南分團的工作。期間，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在貴陽舉辦了少數民族文物展覽。1951年，吳先生被任命為中央民族博物館籌備組組長。次年，政務院組織了西南民族工作視察組，吳先生參加該組工作，在川西等地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當年，清華大學民族文物室移交到中央民族學院。吳先生擔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文物室主任。不久，吳先生調到西南民族學院工作。他在這所剛剛成立的學校建立了民族研究室，擴充民族文物室，成立了民族文物館。以后，吳先生雖然蒙受不白之冤，但依然沒有放棄為建立民族學博物館奔走呼號。1982年，吳澤霖到中南民族學院工作。在該校文物室的基礎上，建立了現今國內第一流的民族學博物館。他認為，民族博物館與民族學博物館的功能應當有所區別。民族學博物館擔負著把民族學知識廣為擴散的使命。民族學的一切理論依據多半是從田野調查中獲得的資料中得出的，而田野調查和文物征集也正是民族學博物館建館的重要基礎。博物館是民族學的一種間接的田野調查的基地，與民族學兩方面互相依存，形成了一種共生狀態。

　　吳澤霖在民族學方面的第二個主要研究對象是婚姻家庭研究。在他的民族學著作中，有三分之一是關于中國少數民族婚姻家庭的調查研究論著。他認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與婚姻直接間接有關聯的活動，幾乎支配了整個人生。婚姻是個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的紐帶，是肉欲與社會約制之間矛盾的焦點。婚姻制度具有民族性、地方性與時代性。婚姻制度作為文化的產物與其他文化特征一樣，只要與其他民族或另一部分人發生了接觸，多少就會相互影響而發生變化。因而，從婚姻的研究上可以間接證明了個民族間的接觸關系和文化傳播的影響。他還認為，少數民族的婚姻并非一種單純的活動，一方面有生物的因素，一方面又有經濟的因素，同時也包含社會的因素。生物的因素是穩定的，經濟和社會因素是變動的，兩個方面相互影響。各民族的婚俗禮節是最值得研究的。一部分代表古代留下來的遺俗，一部分是適應特殊環境的產物，還有一部分是不同民族同化的結果。他對于苗族、布依族、水族、納西族等民族婚姻的調查研究結果至今仍有重要價值。解放后，吳先生關于民族學的調查研究也多在婚姻家庭方面。

　　吳澤霖也注意到了對中國當代現實民族問題的探討，并以此構成他民族學研究的第三個方面。1936年，他即發表了題為《積極的邊疆政策》的短文，以后又發表了《邊疆的社會建設》、《從麼些人的研究談到推進邊政的幾條原則》、《邊疆問題的一種看法》、《少數民族問題》等。他關心少數民族的發展和邊疆建設。把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實地調查看做實際待進要務，他曾親自主持對貴州等地少數民族進行多次調查。他認為，當時一般邊疆民族及一般處于地境偏僻、物產缺乏區域內的人民，生活都在生存線上下掙扎。政府應當對于這些窮苦無告、食不飽、衣不暖、居無安所的民眾，有一種通盤施政的計劃，絕不可借口地區遼遠、鞭長莫及而漠不關心。施政時要采取適應的地境及民情的措施，必須做到各民族完全平等，在法律上、經濟上、社會上決不允許有差別的歧視態度。他主張，“我們需要的是民族間意識上的團結，而不是形式上劃一的漢化，這是主持邊政者應有的一種認識。”吳先生在當時提出了許多至今仍可謂真知灼見的建議。如他曾提出，要推進邊民的福利，首先要改進他們經濟生活的條件，假如不徹底解決基本問題，單靠救濟未必能夠有太大的效力。移風易俗應當潛移默化，不可操之過急。對于應當改進的風俗習慣也要依據自覺、自愿、逐步實現的原則，以免陷入欲速而不達的境地。

　　此外，吳先生還為中國民族學人才的培養做出了辛勤的努力。除在大夏大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中南民族學院等校擔任教學任務外，他參與了許多全國性的民族學工作的組織。1956年，參加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人員在北京集中，吳先生講授了關于民族文物的搜集的課程。1983年，在首屆全國民族學講習班上，吳先生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隨后，又親自講授了“美國民族學現狀及鮑亞士學派的源流”一題。由于他在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發展中的杰出貢獻，先后被選為中國民族學會、中國社會學會、中國人類學會、中國世界民族學會、中國民俗學會、中國西南研究會等學術團體的顧問和湖北社會學會會長。

　　吳先生辭世已經三年多了，他一生奮斗，著述頗豐，研究涉及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博物館學等多方面。這里我們只是對其民族學思想和學術生涯做了簡單的回顧。他的民族學思想與其他許多老一輩中國民族學家的學術思想一樣對中國民族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們應當結果這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推進中國民族學的發展。

　　專號)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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