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行事十分認真嚴謹，無論是教學還是研究，為人處事均如此。他認真備課，一絲不茍，循循教誨。雖然社會事務繁忙，但先生一般不會隨意耽誤學生的課，且在上課前都要認真備課。2004年7月，先生在美國沒有任何先兆地平靜離去，家人在清理他帶去的遺物時，才發現帶去的除了書，就是備課本。先生從教50余年，許多課程他教授多年，許多知識都已嫻熟于心，但他仍一絲不茍，認真對待每一堂課。他的備課本全是手寫的，在頁眉和頁腳及兩邊都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我們的師母都不知道，本想讓他到美國好好休息，卻沒想到他將備課本帶去了。

　　學生對先生頗深的印象是其儒雅的風度和認真的態度。無論何時，先生滿頭的銀發、得體的裝束和充滿智性的神態總是給人一種中國純粹知識分子的形象。先生儒雅的風度得益于巴山蜀水的靈秀、寬嚴適宜的家教、學貫中西的學養和對生活的感悟。那份神情，是一個平凡之人不易修來的內涵。而從其儒雅的神態中，學生們往往又看到先生的認真和嚴謹，也正是這種認真和嚴謹，讓學生們充滿深深的敬意。如果說先生的儒雅是學生們對其外表的感受的話，那么先生的認真則是學生們深有體會的感觸了。有多位師弟師妹與筆者說過，先生上課極為認真，沒有極特別的事，他是不耽誤大家的課的，而且他每次總是提前準備好詳細的備課本、提綱，給同學們講解。先生喜好看書，對學科前沿他常常有自己的心得體會，尤其是他精通英文，一些專業英文書籍看后還常在旁邊做摘要、注解。不僅如此，他亦常布置一些選題讓大家回去看書并思考，下次上課共同討論，且要談出各自見解和心得來，鼓勵學生積極探索。當學生談問題時，他極認真聽講，并做記錄，待學生講完，他集中點評，讓學生們不得不佩服他的記憶和精力，畢竟是80高齡的老人呀！由于一些師弟師妹是在職攻讀學位，又有工作、家庭之事牽掛，有時忙得來不及看書、思考，在課上常說不在點上，這時先生則非常嚴厲，讓他們準備好后下次再發言。先生平時言語不多，亦不輕易批評人，一旦態度表現嚴厲，說明他對此事已很有看法。所以，每次上課，一些師弟師妹總是忐忑不安，他們擔心自己的思考有不盡之處。如系布置的作業，先生也總是親自細看、批閱，修正錯別字，提出商榷之處，甚至標點符號也不放過。先生的嚴格要求使學生們在三年的學習中不僅踏踏實實學到了許多知識，也明白了做人更甚于做學問。　　　

　　近十余年來，先生每年都有許多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會要參加，且多集中在5、6月份。除了自己的學生外，還有其他導師的學生答辯先生也會參加，因為每次請到他，他總是不好意思推脫。先生看論文非常認真，從文章的結構到理論方法的運用，史料的出處，甚至標點、注釋等，他都仔細看，并標注在論文的空白處，或另用紙張寫下來。對學生的答辯他既嚴格要求，又熱情鼓勵，并提出殷切希望，而且每次總是謙虛說“學到了很多東西”。

　　幾年前，先生所在的學院實行本科生導師制，每位在職的教師都要負責指導幾名本科生。作為院里最年長者，先生自己尚有博士生需指導，還擔任著許多社會工作，在學界享有較高的威望，但他卻不以為自己特殊，也要求指導幾名本科生。在先生故去后，其中一名叫江秋雨的本科生，寫了一篇《懷念恩師———宋蜀華》的文章，其中寫道：“記得剛知道宋老師將是我的導師時，在同學、師兄師姐的羨慕眼光中，覺得自己是那么的幸運。但我又有些擔心：這樣一位久負盛名的民族學權威會怎樣對待我這一位普通的本科學生呢？第一次見面，老師和藹的笑容立馬打消了我全部的顧慮，親切的話語也讓我倍感親切。在交談中，老師看出了我對民族學的迷茫，他沒有點破，而是講起了他的求學過程，以及他選擇民族學的理由。是宋老師解開了我對所學專業的誤解，讓我真正喜歡上了民族學！他見我已不再抱怨，又對我提出了掌握‘三基’的要求。何為‘三基’呢？就是學科的基礎理論、基本技能、基本知識。老師說，一個人無論以后學習何種專業，只要掌握了這三點，就不怕學不好。‘三基’理論既是導師的治學指導思想之一，同時，重視基礎的觀念也是導師嚴謹治學的體現。宋老師做事一絲不茍、從不馬虎。有一次，我為了寫一篇人物傳記，卻找不到相關的資料，我向宋老師求助，他一口應承。兩天后，老師就把我要的資料交給了我，當時只顧興奮，沒有多在意老師送來的資料，等我仔細看那幾張復印件時，才發現，老師還認認真真地將資料從頭到尾看過，資料上的每一個模糊的地方，他都用鋼筆填寫了一遍；由于是古文，怕我看不懂，有的地方他還加了注釋；多余的語句他還劃去，注明‘不用”。看著老師的筆跡，想象著他在百忙之中為我找資料，又在復印件上修改的情形，讓我深受感動，而更讓我景仰的是老師的嚴謹治學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長者風范。”

　　蘇發祥師兄在其悼念文章《賢師乘鶴去風范萬世垂》中說到先生指導其博士論文時說道：“先生看東西非常仔細認真，大到篇章結構、中心內容、引用資料，小到用詞造句、標點符號，皆一一查閱核對。”“2001年暑假前，學校批準我申報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項目。我請先生給我寫推薦信，先生欣然答應。憑先生的學術地位和英語功底，隨便寫幾句便可。或者如目下所流行，讓我拼湊一份，然后簽個名就行。但先生不但自己動手親自寫，而且逐字逐句斟酌，前后修改了四次。當看著先生鄭重地在推薦信后面用英文簽上自己的名字時，我心中既感動又慚愧。感動的是先生年屆八十之人，對每一件事總是一絲不茍精益求精。慚愧的是我自己在平時的教學、科研和生活中，常有草率了事敷衍搪塞之想法……”

　　先生50余載兢兢業業，誨人不倦，在其所教授的學生中，大多數已成長為民族學、歷史學等學科教學與科研的骨干力量，部分已成為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及學科帶頭人，有的則在民族工作部門擔任重要職務，還有的已成為國家高級領導干部。1992年，先生獲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被教育部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2004年被國家民委評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2001年12月，先生曾在紀念吳文藻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會上作過發言，他說：“先生的為人和為學都給我們留下了學習的寶貴遺產。作為老師，先生給我們傳授的是什么道呢？首先是教導我們正正派派地做人。先生一生方正剛直，是非分明，而且待人以誠，毫不虛偽，他忠實于真理，對于不甚明了的事物，每每提出疑問，務求理解，而不人云亦云。凡是和先生有所接觸的人，都有此感受。”師德的傳揚既體現在為者的身體力行中，也體現在細微之處，它們如春雨潤物細無聲，浸潤著身邊之人。先生從其老師之處感受著為師之道，而我們又從先生那里感受著師者的風范。

　　唐代韓愈在《師說》一文中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今天雖不能再聆聽先生的教誨，但回想往事，至今仍歷歷在目。在先生過世后不久，他的博士研究生石茂明在其主持的“三苗”網上，專門做了網頁，供學生們憑吊，今天仍留下一些文章，從那里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們對先生的敬仰和懷念之情，也反映了先生的品性對學生們的深刻影響。

　　仁者之真：心常懷慈愛  淡泊本天成

　　先生不善言談，但他的內心總是有一顆慈愛和誠懇的心，平易近人，對同事、對學生他常心懷關注，盡力舉薦，鼓勵為多。人類學是舶來品，改革開放后隨著學科的恢復與重建，對外交流越來越頻繁，同行和同事中有不少申請對外課題者和出國交流者。由于需英文推薦，因先生的學養和名聲，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先生，許多著書立說者亦如此，他們也常找先生寫序言，對求助者，先生總是盡力滿足，少有推辭，而且是自己親自動筆，至今仍有一些作者還保留著當年先生作序的手稿。曾記得十余年前，當時我在云南工作，一位老同學出書，想找一位寫序的學者，我向他推薦了先生，他懷著將信將疑的神情看著我，我說試試看。于是寫信向先生推薦，先生說先將書稿寄過去給他看，我沒想到先生竟很快給我回了信，更沒想到他先要看稿子再說。我寄去了書稿，沒過多長時間，先生寫來了序言，提出了他對書中內容的看法，并指出了書中可商榷之處。至今這份序言稿件和信仍完好地保存在我的老同學家中。幾年后，出于對先生的仰慕，我的這位同學報考了他的博士生，并有幸隨先生就讀三年，受益終身。

　　蘇發祥師兄最早曾就讀于王輔仁先生門下，但王先生卻不幸在蘇師兄畢業前就離世，重新選擇導師問題很長一段時間困擾著他，在一篇紀念宋先生的文章中，他寫道：“1996年元旦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幾個節日之一。由于導師的事一直懸而未決，我的心情和精神幾乎到了難以承受的程度。如果再不能解決，我當年就根本無法畢業。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宋先生。于是，忐忑不安地撥通了先生家的電話。當宋先生聽說我是王輔仁先生的博士生時，便讓我馬上到高知樓見他。我走進先生家，先生對我說：‘輔仁是我多年朋友和同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會幫你渡過難關。’聽了先生的話，我人未落座，眼淚已奪眶而下，哽噎著說不出一句話。先生看我情緒激動，便示意讓我落座。自己進到書房，先是給研究生部領導打電話，詢問他是否可以做我的導師。接著又給系領導打電話，希望指導我的畢業論文，并轉達研究生部的意見。我一個與先生素昧平生且默默無聞的平凡之輩，因機緣而被先生接納為博士研究生，對我而言，乃是不幸中的大幸……打完電話后，先生接著對我說：‘現在，你可以放心寫論文，研究生部和系里同意我做你的導師。我知道你做的是藏學研究。雖然我對藏學知之甚少，但我會盡力幫助你。’我知道先生這是謙虛之說。實際上，先生是新中國成立后在藏區進行人類學調查研究的最早學者之一。早在1951年到1952年，先生就已跟隨林耀華先生赴西藏進行民族社會調查工作。六十年代初期，先生撰寫的《藏族、維吾爾族和傣族部分地區社會改革前的農奴制度》一文至今被學界廣泛引用。看到先生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迅速解決了困擾我數月的事情，我心中的石頭終于落了地。長時間的痛苦奔波一時間冰消云散，與先生告別時，我全身頓感輕松了許多。”

　　蘇師兄的感受我也曾有過。那是20年前，筆者大學本科即將畢業，在選擇報考專業上一直猶豫不決。我本科專業是中國民族史，因對百越民族史感興趣，就想找一位在此方面學有專長的導師進一步深造。當我打聽到先生在該領域很有造詣時，心中在高興的同時又很不安。那時的先生不僅擔任著學校的副院長之職，而且還在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任專家委員，聲望極高。我去找他，他會接待我嗎？可很快就要報名了，專業再不定，復習就來不及了。在一個風清月明的晚上，我忐忑不安地找到了先生家，極冒昧地敲響了他家的門，開門的正是先生，看到先生的一瞬間，不安之心就漸漸安定下來，我告知來由，沒想到先生熱情地招呼我進屋，問了我一些情況，然后說歡迎報考，好好準備。我沒想到如此順利，當時激動得都不知道說什么，其情其景至今難以忘懷。或許這就是緣分吧，從那以后，我從先生那里獲得的不僅是知識，還有許多為人之道，為師之道。王銘銘在《中國人類學文化性格的探尋者》中曾寫道：“1986年，廈門大學人類學系邀請先生到廈大參加《人類學概論》教材的審稿，由于該書幾篇樣稿都不成熟，會間批評的意見很多，宋先生本人也表達了文稿改進的建議，但卻始終沒有說得太‘絕’。他的發言總是給人鼓勵，總是表達著他對致力于學科建設的同行們的支持。宋先生寬以待人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我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九年來與宋先生同住在一座城市，能多次親耳聆聽先生的教誨，能得到他的親自幫助。每次見面，宋先生總是面帶微笑與晚輩打招呼，他的謙和總是那么的誠懇，讓從來沒有師從過宋先生的我，時時感受到中國人類學和民族學家的期待。”先生對學生、對同事的關懷就是這樣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進行，在他那里你會感到很踏實，令人有一種信任感和安全感。

　　先生一生清心寡欲刪繁就簡，平和的心態也使他身心朗健，耳聰目明，年逾八十，依然精神矍鑠、動作穩健、思維敏捷、筆耕不綴、成果泉涌。正如揚雄《方言·學行》說：“師者，人之模范也。”先生雖平靜地離開了這個紛繁嘈雜的世界，但其精神和風范將永垂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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