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關于高考招生的信息總是令人百感交集。尤其是那些30多年前參加了高考的人，如果碰巧現在又是某高三學子的父母，那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必定會最為強烈。

　　這話需從昨日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發布的今年高考錄取信息說起。據本報報道，今年湖南高考錄取率將超過83%，與1977年恢復高考時不到2%的錄取率相比，現在的高中生要進大學，那是閑庭信步；而在此前將近20年的歲月里，高中生面臨的都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擠迫和壓力。

　　撫今追昔，我們沒有理由不為今天的考生慶幸——遙想當年，我們需要怎樣的懸梁刺股，才能在高校謀得一個坐席？再看當下，只要成績還湊合，就會有好多的名牌大學向你伸出橄欖枝。這是一代人機緣巧合的幸福，暗合“教育發展成果全民共享”的意思。想想看，在高校擴招如饑似渴的時候，恰逢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引致的高考報考率自然下降的時機，此時的考生，只要還想上大學，廣義的大學的門就敞開著，其享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這不是“幸福來敲門”又是什么？這種情狀，難免讓許多以高考復讀生“朱八屆”先生為代表的“高考前輩”們，發出“余生也早，憾未能碰上這樣一個好時代”的感慨。

　　不過，幸福有幸福的煩惱，發展也有發展派生的問題。面對提前到來的全民教育時代，面對幾乎沒有門檻的大學，我們都準備好了嗎？高校教育產業化以來，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頗多詬病，人們普遍認為近年來高校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學識水平和綜合能力方面，與相同學歷的過去的大學生相比有明顯差距。言下之意，如果把高校比作生產人才的工廠，那么現在工廠多了，產量高了，但粗制濫造出產次品的問題卻嚴重了。在這樣一個雙重語境下，我們的大學該怎么辦？顯而易見，隨著高招錄取率提高到83%以上甚至更高，社會對這一問題的追問也更加急迫。

　　當然，高校的辦學者都是聰明人，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比急切等待回答的大多數人都要多、都要深刻。這兩年來，不同層次的高校給出過不同的辦學理念和嘗試。比如說，第一梯隊的重點高校嘗試自主招生、特色辦學，“華約”、“北約”應運而生；又比如說，一些高職院校推出不合格畢業生召回制度。或者追求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或者強調學生專業技能的合格。但這些嘗試依然處于嘗試階段，沒有形成成熟系統的標準模式，也未獲制度層面的權威認可，騎驢看唱本，還在走著瞧呢。

　　面對“無門檻大學時代”的到來，相信公眾普遍會持歡迎態度。畢竟，不管一個學生在“前大學時期”所受教育如何，能進大學受教，沐浴高校象牙塔若干年陽光雨露的滋養，對提升個人綜合素養，終歸是件好事。但大學要樹立自身品牌，對輸出的人才負責，確有必要建立“寬進嚴出”的機制。這不是對一所大學的要求，而應上升為教育主管部門對所有高校的辦學要求。當前，不少二三流的大學面臨“吃不飽”的窘境，有的學校，為了爭取生源、維持學校運轉，甚至不惜以賤賣文憑為代價，你要他“寬進”，他早就是這樣了，你要他“嚴出”，他只怕是陽奉陰違，無法做到。對于這類學校，該以怎樣的制度設計來約束其辦學行為？或者說，該不該淘汰一些？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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