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秋白

　　時光流逝，歲月無情。聞宥教授謝世迄今已經九個年頭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一切恍如昨日。

　　聞先生是眾多師長中令我十分景仰的一位。80年代初，我有幸應邀在教學之余兼作先生的助手。此后，直到他逝世前一段時間，我們有過較長時間的接觸，這使我對他廣博的學識和為人處世之道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現僅擷取我與聞老直接交往中的二三事匆匆命筆，以示懷念。

　　“左”與“右”

　　在50年代中后期，我還是民族學院語文系的一名大學生時，經常能聽到不少著名教授講課，有朱德熙、羅季光、王均、王輔世、王鐘翰、馬學良等。在眾多教授中有一位清癯、矮小身材、帶著濃重松江口音的長者，他便是聞宥先生。那時他正給高年級同學講課，低年級學生無課也可旁聽。一次，他講的專題叫《“左”與“右”》，聞先生旁征博引，貫通古今，講解“左”字與“右”字的字形、字音以及字的本義與變義，指出“左”、“右”不僅僅是個方位問題，同時也是有關古代禮儀、地位待遇的標志。可以說是有史有論、深入淺出。至今有些例證雖已淡忘，但“左”與“右”這一標題以及內涵卻已銘記于心。就在先生的“左右”辯言猶響耳邊之際，一場政治風暴無情地襲來，他被卷進了“反右”的政治大漩渦中，成了他學術報告中“左”與“右”平衡的兩級中的一極。一個才華橫溢正值盛年的教授，就這樣被推押著走上了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難熬的坎坷之路。盡管他仍然盡力從事他所能及的教學、科研工作，盡管他對人仍是那么謙和，但是，顯然他變了，是時光催老，還是內心承受著重挫？總之，在課堂上我很少再見到他像當年那樣激昂，那樣神采飛揚了。

　　“教”與“學”

　　1964年我院漢語系一成立，聞宥先生便在系中執教，他有豐富的閱歷、廣博的學識，幾十年間涉獵語言、歷史、金石、哲學、民俗、銅鼓文化等領域，素有“雜家”之清譽。作為年輕的助教，我有幸指定第一次當上聞先生的助手，具體任務是聞先生講授后，我協助作課下輔導。記得最深的是，那一年為政治系的學生講古代哲學文選。他親自編選教材，認真備課，耐心講授。先生對老子，尤其是對文筆恣肆汪洋的莊周更是情有獨鐘，課堂上從來不看講稿，但講解起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使聽課變成一種精神享受；有一次，當我情不自禁地在聞老面前道出我的感情時，聞先生那不易展現笑容的臉上隱隱閃過一道光亮，不無詼諧地說：“站在講臺上，我是一無所有的，只剩下莊夫子的‘物’、‘ 我’兩忘了”。提起聞先生的詼諧幽默，我又想起一件趣事：聞宥先生，又名聞在宥。和先生聊天時，我曾問及先生之名何意，是不是典出《莊子·在宥》篇？聞老笑而不答，僅僅用濃重的鄉音瑯瑯地誦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下也，……；宥之也者，……。”之后，先生便慢慢的搖頭笑著說：“莊夫子要在宥天下，豈不大亂！還是治天下好”。聞先生之豁達、亦莊亦諧如此。

　　聞先生有很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又十分健談。他可以把一個閑話題材，轉化成為學術問題切磋；可以從一個具體觀點出發，將你引入淵博的領域。與聞先生的接觸，對我后來從事古漢語教學，無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尊敬聞宥先生，以前在他面前我總是十分拘謹。即使在十年動亂中他又一次面臨厄運時，我見到他總是畢恭畢敬的叫一聲“聞先生”。因為我知道應該向他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而我從他那里真正學到的卻又太少了。

　　“博”與“深”

　　對于聞先生的學問應當如何估價，通過與聞先生的初步接觸，我以感覺到他功底深厚，知識面廣，國學西學皆精，對民族學語言文學造詣尤深。但這僅僅是初步接觸的印象。80年代初，院方又一次動員我當聞先生的助手。據悉，這次是聞先生點名向院方提出來的。我這次當助手的主要任務是幫助聞先生整理舊日文稿，因為院科研處出版《聞宥論文集》的工作已經提到了日程上來，盡管此時我和聞先生已不在一個單位，盡管我自身負擔很重的講課任務，但是聽到這個訊息也很興奮，可以說是欣然從命，利用暇余時間立即投入了工作。因為這既是學術界的期待，也是聞先生多年的心愿。正如《聞宥論文集》“后記中聞先生所說：“這些年來，朋友們看到我快離開人間了，希望我自己編集，留一個小小的紀念，他們的好意我很感謝。”

　　在整理文稿過程中，除了將先生幾經修改的近年內發表的文章謄寫校清之外，更多是要翻檢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資料，那里有先生早期發表的論文，對年代久遠的這些文字，先生并非拿來就用，而是再度以審核的眼光嚴格修改，然后交給我處理。往往有這樣的情景，面對已經整理好的文稿，先生會突然感到意猶未明，于是又追加或刪減，然后請我重新抄清，每到此時，聞老便會顯出十分的不安和歉意。但是，看到聞老日漸虛弱的體態，我面對他所囑托的工作，總是不待催促，從不拖延。

　　皇天不負有心人，《聞宥論文集》終于在1985年7月，由我院科研處內部印刷發行了。但是，就在油墨未干，先生枕邊寄贈友人的《論文集》尚有余冊之際，聞先生便因心力衰竭，藥石不濟，于9月27日夜半凌時溘然長逝了。撫摸著這橘色封皮的《論文集》；盡管這冊《論文集》只收入十一篇論文，也僅有一指薄厚，但對于聞先生以及了解聞先生的人們，無疑是一種慰藉。

　　“夢”與“深”

　　聞宥先生，又名聞在宥。

　　1901年10月5日，先生出生于江蘇松江府泗汫鎮一個書香寒門，父親是清末秀才。1915年后，他離家到松江府中學就讀，十分愛好文學，寫了不少詩篇，受到南社詩人姚翁的賞識，引薦他參加在上海舉辦的南社詩人一年一次的“雅集”。此后結識了南社社長柳亞子，并加入了南社，不斷發表詩篇，成為當時頗有名氣的詩人。1920年，先生入上海震旦大學文法學院就讀，該校用法語教課，先生法文自然精通；課后先生又自修拉丁文，練就了堅實的外語功底。

　　自1962年始，聞先生先是在幾個私立大學任教，后又經過顧頡剛先生介紹南下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文學院副教授、教授。此間，他又自學了越語，寫了不少語言學方面的論文，并和法國著名學者馬伯樂通信進行學術切磋。1932年，在青島山東大學文理學院任中國文學系教授。1933年秋至1935年夏，又任北平燕京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平大學女子教授。1935年秋，重返山東大學，一年后因國家動蕩，局勢難測輾轉到了四川、云南等處。1937年從春至冬在成都四川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38年春到昆明，任云南大學文學院文史學系教授兼主任，又兼西南聯大義務講師。1940年春至1951年冬，在四川成都私立華西大學文學院任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長，同時兼四川大學教授；1951年冬開始，在公立華西大學文學院任教授兼附設博物館館長。1952年秋，全國院系調整后，聞先生任四川大學中外文系教授；1955年調到我院工作，直至1985年9月逝世。

　　這一系列的職務、職稱標志著他人生旅途中一個個輝煌的驛站。先生在人生的漫漫長路上始終是不倦的、執著而孤寂地進行學術探索；在神圣的講臺上授業解惑。先生筆耕口耘幾近六十個春秋，可謂殫精竭慮于教育園地。他一生中夢寐以求的便是在民族學、語言學領域內獲得大面積的豐收，他在厄運降臨時并未被壓垮，盡管身心受到極大摧殘，但作為一個正直、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只要一息尚存，就仍舊在編織美麗的夢，在夢中實現真實的自我。就在聞老仙逝的前半年，他還很有信心地計劃著自己要完成的幾件大事：一是繼《論文集》出版之后，再進行第二卷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要盡快地完成由他組織編寫的當代《詞詮》——《古漢語虛詞詞典》；三是已經物色到一位品學兼優的青年教師，計劃招收為自己的博士生；四是為全院學生作一次有關漢代壁畫的學術講座等等。這一切的一切，都被無情的病魔所吞噬，先生就這樣帶著深深的遺憾、念念不忘他未竟的工作離開了他眷戀的人間。

　　回憶使我心情激蕩難平，抬頭仰望墻上懸掛的聞宥先生1983年相贈的那飄逸如云、流暢似水的墨寶，先生揮毫我展紙的情景便躍然而出：先生說“我老了，提不動大筆了”，但他仍一揮而就，字修詩雅，堪稱“雙絕”。這是一首無題七絕，平仄諧合，風格淡遠，蘊含了詩人對往事的追憶、對垂老的感慨以及對后人的策勉，其詞曰：

　　“來時還是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

　　只有松江橋下水，無情長送去來船。”

　　聞先生是松江府人，聞先生博深的學識、敏捷的才思，堪于松江之水共流；聞先生那淡泊、堅韌而無欲無求的一生，更像松江清波那么安詳寧靜。

　　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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